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- 杨振宁、莫言、范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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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北京邮电大学

两位诺奖得主杨振宁和莫言在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“科学与文学的对话”,著名书画家范曾主持。两个多小时中,三位大家对话精彩纷呈,处处闪烁着人生智慧和思想之光。他们对科学与文学、天才与成功、真情与妙悟、“中国梦”以及诚与德、勤与拙等问题的思考和解答,给人以深刻的启迪。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视频地址:http://tv.cntv.cn/video/C38875/06c6cab1b5904469888ef8f376aa5265


  范曾:今天非常高兴杨先生和莫言兄来到北大。杨先生,好像授予您诺贝尔奖的瑞典国王,是授予莫言诺贝尔奖的瑞典国王的祖父。

  杨振宁:1957年,我在斯德哥尔摩得奖时,老国王年纪已经相当大,至少60岁。他的大儿子是他心爱的继承人,可惜因飞机失事丧生,盛传二儿子不会做继承人。国王的大儿子有一个儿子,10岁左右,就参与了颁奖典礼和宴会,我看见过他,他就是现在瑞典的国王,是他为莫言授奖的。

  范曾:可以说很有因缘。

  杨振宁:我还可以补充个小故事。当时的颁奖大厅里,有不止一千人参加,也有很多简短的演说,其中介绍李政道和我的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。他早年到中国来,对研究中国的古音韵学、青铜器等都有一定造诣。他当时用中文演讲,可他的中文我一个字都听不懂,因为他是从古文学来,发音也很奇怪。虽然这样,但显然他对中国古文化非常仰慕,有亲近感。

  科学是猜想,文学是幻想

  范曾: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,科学家从来都不能发明,他只是在不断发现。我想问莫言兄,您是在发明创造,还是有另一种途径?

  莫言:我想文学创作和科学发现有很多共同的地方,也有一些不同。文学家关注的是人,科学家关注的是物;文学家探讨的是人类的情感,科学家关注的可能是物质的原理。所以同样一个事物在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眼睛里可能就不一样。记得鲁迅曾经说过,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鲜花就是美丽的花朵,但是在植物学家眼里就变成了植物的生殖器官。

  但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它们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。严格地说作家的创作也不是无中生有,作家在作品里塑造的所有人物也都是现实当中的人物经过想象、加工后的综合,但他确实又不能跟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直接对上号,他是属于作家的一种文学创造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文学比物理学、化学稍微自由一点的地方。

  范曾:我觉得自由得多,尤其莫言兄你的笔就像一支魔笔,神奇幻化,而且给人一种更加真实的感觉。这是我的感受。

科学家和文学家的风格有什么区别

  范曾:谈到风格,文学家具有一定的风格不言而喻,科学家的风格怎么体现?科学家和文学家的风格有什么区别?

  杨振宁:我想是有区别的。这和前几分钟你问的问题也有密切关系,就是发明跟发现的关系。不管在科学、文学、艺术里,发现跟发明的界限都不是完全清楚。可是我想下面这句话是有道理的,科学里发现的成分比文学里少一点,文学中发明的成分比科学要多一点。我可以把这句话从另外一个方向再讨论一下,我知道莫言喜欢写幻想文学,有没有幻想科学呢?我想没有,科学是猜想的学问,不是幻想的学问,幻想的科学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,因为科学所要了解的是一些已经有的现象。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电、有磁了。科学家要想了解宇宙结构,这就需要想象、需要猜想,这跟文学的幻想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不晓得莫言同不同意我的说法。

  莫言:我当然同意。文学家确实需要幻想,我们也知道文学当中还有个重要的门类叫科幻文学,拥有大量读者。其实很多作家并不具备物理学、天文学的知识,但他依然可以在他的作品里进行描写。我记得很早之前我看过蒲松龄的小说《雷曹》。写了一个书生因缘际会到了天上,发现天体的分布状况和结构都很像莲蓬,并且还摘下一颗星星回到地界。这种描写在文学中还有很多。文学作品的想象建立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,科幻作家的则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之上。比如文学作品中,人要想上天,要通过灵药,符咒,或神奇力量的携带,而科幻小说中则一定要借助飞船。文学幻想和科学家猜想的区别更大,科学应该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经历之上,再去想象、类推的,在前人发现基础之上,发现新的定理。

  杨振宁: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,假如今天把爱迪生突然请回来,让他在21世纪生活一个礼拜,什么东西是他最感到不可思议的?你们认为会是什么?

  莫言:我有一个答案:手机。

  杨振宁:对,我同意是!随便一个人,拿出手机来就可以和美国的朋友通话,这比《封神榜》最奇怪的事情还要奇怪!

  范曾:爱迪生见了手机一定会惊奇万分。

  杨振宁:科学家肯定是有风格的,尤其是大科学家,会有非常清楚的风格。因为在科学家成长过程中,需要提炼、渐渐发展出自己方向的思路。等到成为大科学家,在别人看来,风格就会非常清楚。我曾经对于这个问题做过一个讨论。20世纪是物理学最辉煌的世纪,有三个大发明,其中一个叫做量子力学,对于基础物理学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,参与的人有三五个,其中有两位非常年轻的学者,一位是德国人海森堡,一个是英国人狄拉克,都是20世纪初出生的,他们都有巨大的贡献,奠定了量子力学基础。你看他们俩的文章,会惊叹于他们的创新,可是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曾经说狄拉克的文章是“秋水文章不染尘”,清楚得不得了,跟着走一段,跟着他的味道一路走下去都没有任何问题。海森堡的贡献十分重要,但是文章非常之乱,既有正确的东西,也有错误的东西,很多时候分不清楚。所以我跟学生说,你看见了狄拉克的文章之后,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可再做了,所有正确的东西都被他说光了。但是看了海森堡的东西就要注意,里面有对有错,对的也很模糊,所以要仔细将对的错的分开,就会有很重大的贡献。这就是两种风格,整个物理学前沿的发展就是这两种不同风格互相影响而发展来的。我不知道文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有类似现象?

  莫言:作家肯定都有自己的风格,主要通过语言来体现。要区别鲁迅和沈从文,哪怕把他们名字遮住,一读文章也能作出准确的判断。整体来说,文学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和变化,形成了各种流派。但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和风格对作家而言有时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。比如说,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的写法,巴尔扎克等大作家已经把这种风格发挥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,后来者很难超越。作家只有对前人的作品有所超越或者不同,才可能在文坛上站住脚跟。这就逼着作家去想另外的出路,千方百计避开这些已经非常辉煌的写作风格,寻找自己的风格,我想各种流派的产生大部分都基于此。作家个人刚开始肯定会模仿各种各样流派的写法,在广泛的阅读和借鉴的过程当中慢慢强化或者突出个性,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,才有可能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。

  妙悟在科学和文学中都有,但是表现是不一样的

  杨振宁:9年前,范曾先生画了一幅大画送给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。画的是我和陈省身先生之间的对话,把我和他的神态、表情都表现得非常好,我尤其欣赏的是范曾在画上的自题诗,其中有一句“真情妙悟著文章”。我认为这七个字将科学研究所必经的过程说得非常清楚。先要有真情,就是浓厚的兴趣,然后是妙悟,有了它才能有结果:著文章。这三部曲道尽了科学研究必经的过程。我想问莫言先生,这七个字描述文学是不是也恰当?

  莫言:更加恰当了,因为是“著文章”嘛。

  范曾:杨先生写的是天地文章,莫言写的是笔下文章。我过去问过陈省身先生,我说您是伟大数学家,您的学问我一点儿也不懂,为什么别人说你好,好在什么地方?他对我对数学的“无知”无可奈何,却回答得很有意味。他说,我做得简练,漂亮。我想解答一个数学问题,用很繁琐的方法得到结论肯定不如用简洁的方法。可是谈到小说的话,光简洁也是不行的,要丰富,要绚烂。有不太了解莫言的人说莫言的小说太长,我不觉得长,最长的《丰乳肥臀》也有种不尽之意在。光是简洁、漂亮可能不是小说家的使命。莫言您觉得要达到“真情妙悟著文章”应该是怎样的?

  莫言:刚才谈到作家的风格,有一类很简洁、干净利索,比如海明威,有的人非常繁复,拖泥带水,“披头散发”,像福克纳。我们中国作家也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。作家的风格应该是多样化的,朦胧、简洁、繁茂都是美,这可能比科学要自由。科学家,尤其是数学家,肯定认为简洁、准确是最美的。

  杨振宁:是的,科学是一个简洁的世界,而文学非常复杂。如果问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,说你研究中里面的顿悟能不能讲出来?通常他们都能讲出来。在对于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,突然灵机一动,思想就会非常开朗。一个文学家,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中间有一个顿悟的时光?

  莫言:也有。灵感突然到来,创作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。有时候也靠做梦。我记得看过门捷列夫发明元素周期表就在做梦时排列出来的,作家也会在梦中构思出很好的情节。《生死疲劳》其实早就想写,但一直也写不下去,就是因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没有想好。有一年我去参观承德一个庙宇,在墙壁上看到一幅壁画,描绘了佛教六道轮回的情节。我突然感到顿悟,就用六道轮回做为这部长篇的结构,所以写得特别顺利。

  范曾:两位先生讲的对我启发太大了。妙悟在科学和文学中都有,但是表现是不一样的。科学家妙悟之后,要到实验室中去证明,文学家妙悟后直接写出文章。文学要比科学自由得多。

  民族性在文学界是不是也有

  杨振宁:莫言,你我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,出身也完全不一样,却同走上了瑞典斯德哥尔默的领奖台上,我在奖台上深深地感受到,自己是和一个美国人不同的,请问你去年是否也有类似感受?

  莫言:可以说是和任何人都不一样,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次授予给中国籍作家。这个奖项在中国一直都是一个热点和争论不休的话题,以往每到九十月份就会接到很多电话问我的看法。“落实”到我头上时,争论更是铺天盖地。我已经变成一个被众人研究的科学对象了,每个人都想给他动手术。我已经不是一个领奖者、被观察者,而是一个观察者。站在奖台上,我在看国王,王后,还有他的两个漂亮女儿,当然也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。所以从国王手中接到奖牌时,几乎没有什么想法,只有观察。

  范曾:我非常欣赏莫言获奖后的从容不迫。批评他,他也不怒,赞扬他,他也不喜。

  杨振宁:还要问莫言一个问题。物理学家都要面对方向选择的问题,尤其是在成熟期。在这方面,把中国和德国的物理学家的方向做一个比较,会发现民族差异很大,中国的科学家会很实用,务实,德国科学家则容易走极端。这种民族性在文学界是不是也有?

  莫言:民族性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,在文学界肯定也有。民族性的形成是个大话题了,它包括很多方面。民族性,我感觉也可以理解为国民性。中国的国民性《易经》早已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,即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,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,前一句代表进取,后一句代表包容。在文学创作中,重要的有一条是“文以载道”说,就是教育国民,开启民智。但具体写作的时候,作家并不刻意有选择,更多是盯着人。比如鲁迅就一直在剖析国民性。当代的作家呢,他也是国民的一分子,受传统文化影响,而传统文化其实集中地表现了我们的民族性。一个作家也遗传着这种国民性。他的作品塑造人物,也是在研究国民,如果塑造人物的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性,就会获得认同,让读者从中发现自己。

科学家成功的年龄是不是比文学家会提前一些

  范曾:谈到年龄,科学家成功的年龄和文学家成功的年龄是很不一样的。像莫言这样的小说家,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,并且博览群书,十七八岁或者二十几岁就想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东西,不太可能。可科学家是不是取得杰出成就的时间会提前一些?

  杨振宁:一般讲起来,尤其是数学和理论物理,是很清楚的现象,二三十岁的人势不可挡。爱因斯坦26岁的时候一年之内写了六篇文章,其中三篇是绝对世界级的。所以有些科学领域特别适合年轻人走进去。为什么?有一个说法是年轻人知识面不够广,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会专注在某个方面,只对着一点勇往直前。到年纪大了以后,学的东西多,面就广了,有一个很大的坏处,就是顾虑也多了,会裹足不前。我想在文学里,年龄很大的人也能做出非常大的成绩,比如杜甫就是晚年成大家的。文学中创意的来源跟科学中的不一样。

  范曾:莫言,我看到你说过,在别人或者自己编自己的书时,你有一个美德,就是不修改少作。这个很好,纵然当时是幼稚的,但也是生发了后来的成绩。

  莫言:不悔少作,也是一种文德。如果现在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大加修饰,是不诚实的。当然,可以对一些明显的病句和错误做些修改,也是对读者负责任。

  范曾:你们二人都是当代人崇拜的天才。我相信天才的存在,请你们谈谈天才这个问题。

  莫言:杨先生肯定是天才。他不仅二十多岁就获得了诺奖,而且在获奖之后依然有很多重大发现,比如规范场理论等。我的数学知识有限。有一次有人问我获奖后为什么这么低调,我就开玩笑说,假如我得的是诺贝尔物理奖,你看我还会不会这样低调,我会变得非常地张扬,因为这是我的发现,不服你也来一个?!而对文学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,有的人认为是天才之作,有的人可能不这么认为。科学则不同,一加一必然是二,抛一个球必然要往下落,所以我对自然科学方面有建树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也开玩笑,假如有来生,我一定能学物理,研究天文学。

  杨振宁:21世纪的天文学发展,是幻想都无法想到的,大到不可想象,人力都无法描述。所以,一个喜欢幻想的人不代表就可以去研究天文学。

  回到天才问题。每一个人天赋不同,像姚明,天生就和一般人不一样,这是一种看得见的不同,也有一些是看不见的,比如一些小孩会对数字很敏感。父母和老师如果发现小孩在某方面有特别才干,要特别注意,要帮助他培养这方面的兴趣,小孩将来就有可能会发展出一个有用的方向。发现得早会有意义。

  天才是有的,尤其是数学方面有很多例子。一些人会不自觉地对数字有很清楚的认识。在常人看来,132和134没什么区别,但他们能够给你讲出很多。比如印度大数学家拉玛努金,就是这样的人。这样的天才如果早发现就会有大成就。可拉玛努金并没有被发现,他就自己去做,从而发展出一种特别的思路。他写下了很多公式,可以说都是一种猜想,但他说不出怎么得来的,也不会证明。拉玛努金有很多丢掉的手稿,现在一些人专门在研究。他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。

  “我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是充满了乐观的态度”

  范曾:我想请二位诺贝尔奖得主用最简短的语言谈谈你们的中国梦。

  杨振宁:我觉得这不能用一两句话讲。中国民族一百多年是非常悲惨的历史,在座年轻人也许对此不太了解,我父亲和我这一辈子,“被欺负”是灵魂深处的感受。原因大家也知道,是中国没有发展近代科学。所以对于诺贝尔奖,成了全民族的心结,这是很自然的。我想,是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给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前途,也就产生了中国梦。

  我认为中国梦是会实现的。我在国内有十多年了,我知道有数不清有能力、有决心的年轻人。他们与美国大学生相比,知识更多,也更加成熟,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和前途,而且肯努力。如今又有了经济条件支援,我对科技发展的前途非常乐观。

  当然也存在问题,甚至也很多,但这是不可避免的。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几百年发展的成果,问题不可避免。但是我们在种种方面都证明,我们可以将很多问题都克服,所以我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是充满了乐观的态度。

  莫言:最近我在网上看见一条消息,美国的一家公司在征集第一批移民火星的志愿者,中国人报名很多。我想这也表达了中国人的梦想:到天上去。

  范曾:要言不繁。因为我们的航天事业正在迅猛发展。

  您当年做研究生乃至走上研究道路时寂寞吗

  学生:我想斗胆叫杨振宁先生一声“师兄”,因为我现在是北大物理学院直博一年级学生。研究生的生活确实很无聊很寂寞,我们每天都在实验室、办公室、图书馆。我想请问杨先生,您当年在做研究生乃至走上研究道路时您寂寞吗?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坚持走这条路的?

  杨振宁:我想跟今天年轻的学物理学的同学讲一点很重要的事情,就是科学的前沿变动得非常之快。单说物理学,今天的很多前沿问题在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是没有的,那个时候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今天已经没有人注意了。所以呢,我的经验不大能够给你很多的帮助,我只能说,在我做学生的时候,物理学的问题比较单纯、比较简单。今天物理学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方向打开了,非常之多。在我年轻的时候,一个学生只有三四个重要方向需要注意。后来几十年的发展把物理学向应用方向推进了,比如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没有“材料科学”这个名词。所以现在你们可学的东西、可走进去的方向和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  我自己一路并非没有问题,我总结过自己包括身边人的经验,发现学科学的人最困难的时候是找论文题目的时候。这是一个学生从学习别人转向自己找问题的一个过程,是比较难。1947年,我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,是我一生最困难和不高兴的时期。之前我一帆风顺,但那时却到处碰壁。我想说,这个失望碰壁的经验,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经验,而是大多数科学研究生的经验,我告诉过我的学生们,如果在困惑期间,能坚持,不气馁,可能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。

要想成为文学家,还需要过两关

  学生:我想请问莫言先生,您是一个作家,善于塑造形形色色的人。在您笔下,什么样的人算是优秀的人?对于“诚”与“德”,您又是怎么看?

  莫言:我想,智慧未必能够弥补道德上的缺陷。邪恶的人,智慧越大,道德就越可怕。

  文学作品塑造的也未必就是好人,也许好人也不一定是文学家笔下塑造得最成功的人。现在想想,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,也许就是文学家笔下那些有缺陷的人。因为他们体现了人的多面性,体现了人性的复杂,我想这样的人是立体的,也是文学家追求的最高目标。

  杨振宁:莫言,你从小喜欢讲故事,但这样的人要想成为文学家,还需要过两个关,一是要会写,一方面还要选择故事,这两道关你是怎么走过去的?

  莫言:小时候我喜欢听故事,听多了就喜欢给别人转述,讲的过程就自己添油加醋,这丰富了我的讲故事才能。要想把故事变成文字,肯定还得会写字。幸运的是我还读了五年小学,学会了几百个汉字。有人分析过赵树理的作品,常用的也就五百多字,我想我的也差不多。

  范曾:你太谦虚了,你的作品文字太美了,有很多甚至是生僻字,所以大家别听他这么说!

  莫言:后来我因为调皮捣蛋,被学校开除了。不过,“文革”期间的小学将我开除,肯定是因为我很优秀!在家很无聊,也没有书可看,恰好有一本新华字典,我就翻来翻去,也有意识地背了一些生僻字。可能所谓那些华丽生僻的字就是从字典上背下来的。

  选择故事确实很重要,这是每个作家面临的问题。我早期确实挖空心思找故事,但受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,总是写不出来。后来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,主张写自己的经验和生活,我也发生了转折,就是从我找故事变成了故事来找我。我在农村生活几十年,我的经历,亲戚朋友,左邻右舍,慢慢都变成了我的写作对象。

  “勤”真能补“拙”吗

  学生:我想请问范曾先生,在艺术的领域,“勤”真能补“拙”吗?如果我就是一只“笨鸟”,应该怎么“先飞”呢?

  范曾:我不是天才,我是“学而知之”,“困而知之”。一个人的天分有时候不是很容易表现出来的,会埋藏得很深,如果你没有克服困难的精神,天才也是不会表现出来的。你说学绘画的人一定是天才,我不太同意。现在有些人会把那些文理科都不好的学生都放到美术班去。还有一个家长带着儿子来到我们家,说我们儿子什么都不行,干脆就跟你学画吧。当时相当引起我内心的愤怒。我想,孔老夫子都讲他是“学而知之”、“困而知之”,更何况我们呢?

  但绘画领域,确实是可以通过持久的努力而达到很高的境界,比如黄宾虹,他是大器晚成的典型,但这只是个例。一般而言,还是孔子那句话,“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

  学生:我看过您一句诗“平生作画千千万,抽筋折股亦堪怜”,“抽筋折股”也太苦了。还知道您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清贫的生活。

  范曾:“抽筋折股”,我想这个感觉杨振宁先生和莫言先生都有过。莫言说过,他有时候两三年不写作,其实在做非常辛苦的准备工作。我想,天下没有非常轻松地能够取得成功的事情。

  年轻时是比较穷。罗曼·罗兰在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有一句话:“清贫,不但是思想的导师,也是风格的导师,它使精神和肉体都知道什么叫淡泊。”那时生活比较单纯,星期天买五个馒头,倒一壶水,就是一天的生活。但当时也很满足,因为有罗曼·罗兰的话在鼓舞着我。它让我知道淡薄是一种高尚的东西。我年轻时住的地方旁边有很多小吃摊,但我没钱买,路过时看都不看。一次李苦禅的儿子李燕买了包开花豆来我家,吃了以后我说,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吗?他说就在你家门口买的。现在人们幸福多了。

  学生:在那样的生活中,您精神上的愉悦究竟从何而来?

  范曾:陶渊明的《五柳先生传》中写道: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,家贫,不能常得。亲旧知其如此,或置酒而招之。造饮辄尽,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,曾不吝情去留。”

  陶渊明在这样的清贫中都能自乐,真是人生最大的快意!

看学生第一看诚实,然后是智慧

  学生: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习条件非常优越,但是在学术领域出现的佼佼者并不多,三位先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品质?

  范曾:我和你有不同看法。中国非常大,你并没有做一个统计,证明哪些是杰出的,哪些不是。我对年轻一代充满了信心,未来永远是属于年轻人的。中国很大,什么样的奇迹都会发生,我相信也许十年、二十年以后,(中国)还会有新的诺贝尔奖得主出现。

  我选择学生,首先看诚恳不诚恳。孔子的孙子孔伋说“诚外无物”,从开普勒所讲的从宇宙到地上的一棵小草、一滴露珠,都是诚实的存在,我们做人也一定要做诚实的人。因此我看学生第一看诚实,然后再是智慧。方才莫言也说了,有智慧而不诚的人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。

  学生:有人说理科生是不解风情,文科生是只谈风月,您怎么看?

  范曾:这两种结论都不智慧。

  最高的荣誉是读者的口碑

  学生:我的问题针对莫言老师。北大有一个湖名为“未名湖”,这个名字也代表了这里的同学和老师对出名这件事的态度。您现在已经得到了诺贝尔奖,得到了全世界的注视,要是再照照片,肯定不可能再光着膀子了。我的问题是,曾经那个“未名”的您和现在“出名”的您,变化大吗?

  莫言:当时实际上我没有光膀子,只是因为张艺谋和姜文都光着了,觉得我不一致,就强行把我的衬衫脱下了。所以你看他俩很黑,我很白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写了《红高粱》,也应该算是出了一点名,只不过没有现在名声这么大。前天我还在北师大讲,每个人都想成名,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欲望。用什么样的方式成名,这确实有讲究。如果是歪门邪道,成的也是恶名。如果用才华和勤奋,大家就会鼓励。我觉得北大的未名湖也暗含着鼓励大家尽早成名的意味吧。我觉得现在我的内心深处和当年没有太多的变化,因为我是一个写小说的,对于一个作家来讲,名声建立在作品之上,最高的荣誉是读者的口碑。假如你能写出一本让读者满意的书,不仅让当下的读者满意,也让将来的读者满意;不仅让本国读者满意,通过翻译还能让外国读者满意,这是至高无上的,值得终生追求的。

  最后寄语青年学子——

  范曾:诚外无物……诚外无物!

  莫言:我想到老作家王蒙一部小说的题目,叫青春万岁。

  杨振宁:……我想,好像自强不息是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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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09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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